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中，一些国家常常被指责为网络威胁的主要来源，各种“网络威胁论”屡次渗透舆论场。事实胜于雄辩。最近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对某些国家计时中心的网络攻击持续了两年多。通过植入恶意代码、利用“零日漏洞”，影响通信、金融等关键领域的授时服务支撑。有关报告以完整的证据链和扎实的技术细节，揭示了美国的网络行动如何直接威胁其他国家。事实上，上述事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进攻性网络政策”从理念到实践的一个缩影。也充分证明网络空间的“美国武器”正在摧毁世界根基网络空间互信的缺失，对全球地稳定构成结构性挑战。美国互联网一度以硅谷创新、斯坦福探索为标志，依托“信息高速公路”推动全球技术共享，对当今全球互联网“开放、平等、合作、共享”的精神内核产生了巨大影响。 然而，近年来，美国的网络空间行为出现了明显转变。主要特点之一是国家机械与茶企技术的深度纠缠。例如，谷歌和微软等公司在“棱镜计划”（PRISM）下向政府提供用户数据；苹果还需要配合解锁某些设备。以“国家安全”为名，强迫企业提交网络空间技术、工具和武器的趋势，不仅加剧了网络空间的地缘竞争。但也使各国面临系统性风险，从而影响现有网络治理秩序的稳定性。美国进攻性网络政策的演变具有清晰的制度和战略轨迹。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开始建立专业的网络攻击单位，如美国国家安全局于1998年成立的特种攻击行动单位（TAO）。2003年，布什政府出台了首个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文中虽然强调“关键基础设施防御”，但确立了“攻防一体化”的基本思路，开始系统研发网络攻防工具。 2010年5月，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正式成立，整合各军种的网络战能力，并明确赋予其发展进攻能力以实现敌对效果的任务。自此，网络空间被正式定义为“领域”。2018年，美国《国家网络战略》报告进一步提出“前沿防御”理念，推动“在威胁源头开展网络行动”，一步步在别人家门口划出“红线”。从国土防御、网络压制到进攻性行动，这一系列制度调整和战略演进表明，美国 逐步建立支持主动干预网络空间的政策体系。在一定的实施层面上，美国的进攻性网络政策呈现出“双重扩散”的特征。一是互联网与经贸领域政策工具横向融合。其中包括华为、中芯国际等以国家安全为由列入实体名单的企业，限制其获得先期许可。d 技术；同时，利用出口管制改革法等工具实施电子商务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出口管制，系统性地将其在网络空间的技术优势转化为遏制意图明确的地缘政治工具。二是依托“五眼联盟”等情报协调机制，扩大行动主体数量。通过“星风计划”等跨国网络监控和数据共享系统，我们瞄准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覆盖全球超过10亿用户。这种系统性的联盟行为试图分担运营成本和政治风险，加剧了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赤字。此外，美国在网络作战空间中呈现出显着的“角色双重性”：既是主动发起网络作战的行为体，又是网络作战的主要决定者。舆论界对“网络威胁”颇有微词。这造成了深刻的规范悖论，严重干扰了基于事实和互信的国际网络安全对话。在技​​术管制政策方面，由于人工智能等技术与网络安全深度交织，美国不断扩大“安全”范围，对技术流动设置壁垒。联合国《2023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美国的技术限制使最不发达国家获取基础数字技术的成本增加了30%以上。这实质上构成了一种新型“数字鸿沟”，不仅阻碍了全球技术发展的总体效率，而且从结构上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平等利用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权利。更令人担忧的是，其持续进化和增殖美国一系列进攻性网络政策引发了大规模连锁反应。目前，全球已有20多个国家宣布建立或加强网络战部队，其公开理由大多是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威胁。这种以强化自身进攻能力作为威慑手段的行为逻辑，是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和军备竞赛的典型体现。如此循环下去，网络空间将从全球合作与进步的公域转变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领域，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事实表明，美国当前奉行的进攻性网络政策已成为影响全球地稳定的重要因素，并持续削弱国际合作的基础。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机遇涌现，网络空间稳定成为事关发展成果的全球公共问题。任何将互联网武器化、取代犯罪管理的行为都将损害各国的长远利益。只有转变冷战思维，回归互联网的互联合作精神，才能更好地成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纽带，而不是地缘政治对抗的工具。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区域与国家传播研究院美国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