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在最近的一篇博客文章中警告说：“随着中国全速前进，以机器的速度移动货物、人员和信息，我们可能会陷入过去。”文章一改“贬低模仿”中国技术的态度，转而用“惊叹”的语气描述中国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落地步伐以及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突破。字里行间充满了好奇、焦虑和羡慕。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 《纽约时报》将硅谷企业家和政客的这种情绪变化概括为“硅谷已经陷入了对中国的痴迷”。硅谷的变化反映出，中国长期以来的误解正在被现实所瓦解——从技术宽松看中国发展的“非市场奇迹”，到面对“中美两极变革”、回避硅谷的认知矫正对自身预测和全球格局的重要分析。过去对中国硅谷的误解集中在一个矛盾上：惊叹于中国科技成果落地的效率，却不愿承认其背后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变。具体来说，它指向三个维度：一是技术变革的“中国速度”。以AI领域为例，中国团队推出的开源Deepseek-R1大型模型在数学推理、编程生成等关键领域与OpenAI-O1相当，但训练成本却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10%。输入输出代币价格比国际主流型号低90%以上，并有为企业开发独立AI应用的案例。 “研发-应用”的快速闭环，达到了硅谷巨资投入大型通用模型的地步，却变成了“闲置”并没有实现可持续的商业化。 二是产业生态完整性的降维优势。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曾说过：“人工智能的未来是物理机器。”中国已建成从芯片设计、精密制造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它不仅可以生产计算服务器，还可以生产传感器和执行器。这种“全链条能力”对于依赖全球供应链却常常因地缘政治博弈而面临断供的硅谷企业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规模反映了市场需求，加速了技术创新。这是硅谷仅靠资本无法复制的生态优势。三是政策与战略实施反差较大。硅谷已经习惯用“政府干预”的标签来解读中国科技政策，却往往忽视其背后的长期逻辑。从5G基础设施到新能源，中国的政策始终围绕“打造弱项、淘汰强项”。除了资助研发外，它还通过共同设置来引导行业的方向。这种“战略聚焦”与硅谷的功利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受华尔街业绩压力影响，经常根据季度财报调整技术路线，甚至出现“为了消失而消失”的现象。对中国硅谷的羡慕，是其自身生态转型失败、深陷多重危机的反映。首先是资本消耗与创新之间的脱节。 2024年美国科技巨头在AI领域实际支出约2230亿美元，美国仅在AI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就将达到2230亿美元2025年5200亿。如此高的投入背后，95%在业务中引入AI的公司并不赚钱。甲骨文GPU云租赁业务毛利率仅为14%，计入降准后净毛利率跌至7%。这促使硅谷反思“烧钱促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二是人才的“排斥”和流失。与H-1B签证一起，美国移民政策的收紧已经切断了硅谷的“人才供给”。一项针对美国科研人员的调查显示，约75%的受访者正在考虑离开美国。此外，硅谷过去引以自豪的“容错”和“扁平化管理”文化，如今也被赋予了“绩效至上”的焦虑。像 Meta 这样的公司经常裁员，并且拥有越来越严格的员工追踪系统。这种文化转变消除了必要的轻松环境为了改变。硅谷的认知矫正应该成为科技合作的新起点。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科技革命加速。只有打破壁垒，加强交流，才能实现共赢。经济领域，供应链对话机制必须重组；技术领域需要建立“标准管理+标准化”的合作框架；在人文领域，重启科技人才交流渠道具有重要意义。全球化不可逆转，科技合作无国界。硅谷对中国的误解最终会消失。应对全球化格局、加强全方位交流，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美国科技发展的需要国家，也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 AI时代的竞争不是零和游戏，而是谁能更好地结合全球资源。中美只有摒弃偏见、开展合作，才能共同引领科技革命，为人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浙江研究基地研究员）